吉安垃圾分类推广，学習台北好的经验，后期大家都是公共利益卫生受益者！
7月1日，上海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政策正式施行。
赞扬声、吐槽声不绝于耳，但上海并非中国首个垃圾强制分类的地方。20年前的台北也经历了这样一场“垃圾革命”。
也就是说“你是什么垃圾”的问题也困扰过追着垃圾车奔跑的台北市民，经过努力，台湾成为垃圾治理的样板，对于今天的上海或许颇具意义。
聊聊台湾的故事也相当有趣。罗大佑、马英九、五月天都在垃圾革命中有过贡献，不同角色的合力，也折射出这一政策的复杂侧面。
【缘起：处理垃圾靠台风 罗大佑写歌讽刺】
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
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
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
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
1984年10月，罗大佑把一首《超级市民》送给了台北市的垃圾山。
当年的台北确实糟糕。
这座城市地狭人稠，也缺乏处理垃圾的规划。市民随手把垃圾堆积在每个角落，甚至期望台风把垃圾吹入大海。政府的填埋工作也相当无序，80年代台北已经很难找出填埋场地。
1984年内湖垃圾山大火。截图来自华视
1984年7月，台北内湖垃圾山发生大火，燃烧持续十天以上，没办法处理垃圾，成为台北市民深刻的耻辱记忆。
这就是罗大佑所讽刺的“焰火盛典”，这首歌以及随后的反对环境污染的社会运动，推动台湾把高效率处理垃圾提上日程。
当时台北土地不足，好不容易修建的填埋场很快就满了，这样下去根本不行。
比单纯填埋更优的选择就是焚化，1987年台湾政府提出“一县市一焚烧厂”的政策，雄心勃勃想要实施。
然而，但未经分类的垃圾焚化效率低，甚至会产生有害物质，受到环境教育的居民都不愿意焚化厂建在自家旁边，此起彼伏的抗议中，这一政策推行困难。
怎么办，把垃圾分开就好了。要应对自己产生的问题，人类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到答案。
【变革：马英九亲身推进 全民参与“垃圾革命”】
1999年开始，台湾借鉴日韩经验，开始采用“源头减量、资源回收”的政策，减轻填埋焚烧的压力。
要想做到减量和资源回收，需要减少随意丢弃的行为、需要对垃圾进行细致分类、而回收处理额外费用也要筹集。
垃圾不落地活动宣传
这方面的样本首推台北市，从之前“落地收运”造成垃圾点脏乱差，到如今成为“垃圾不落地”，昔日不分类一起丢变成“强制垃圾分类”，台北市处理垃圾的成果受到一些海内外的相当肯定。
如今台湾可回收垃圾的资源再利用率达到58%，优于美国，媲美德国
垃圾分类在台北扎根也并不是那么容易。
90年代初，市民没人知道怎么做，当时台湾环保部门参考荷兰资源回收桶的创意，把垃圾分为四类——纸、塑料、金属和玻璃，还摆放了漂亮的“外星宝宝”回收箱，但并没有人去丢垃圾，丢的也不对。
这款垃圾箱也是国际闻名。
1997年，台北市开始试行“垃圾不落地”，规定市民必须将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，完成垃圾分类、资源回收和垃圾清运。当然由于市长选举，所以推行并不积极。
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之后，将垃圾分类作为重要施政纲领，开始坚定实施垃圾分类定时回收。
2010年，马英九还对当年的政绩津津乐道。
先说定时回收，这方面“垃圾不落地”实际上牺牲了民众的部分自由，因此在施行之初受到了不少市民批评。
但后来台北采取了缓和的步骤：台北市环保署制作了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的短片，在电视上反复播放，向最常与垃圾打交道、也最容易抱怨的家庭主妇科普到位。
学校教育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，台北市通过中小学教育教会孩子分类，再通过孩子“小手拉大手”将这一理念渗透到千家万户。
随后台北市才完全取消小区门口的垃圾桶，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收垃圾。
台北市垃圾车装运不同类型的垃圾。
据说当时台北环保局局长的女儿正巧在练习钢琴，于是局长便将听到的《致爱丽丝》与《少女的祈祷》作为垃圾车音乐。
这也才有了久石让与垃圾车的经典一幕：2016年8月，久石让在台大体育馆指挥演奏到间隔时，台湾经典招牌垃圾车的音乐响起，清清楚楚地传入会场，久石让先是愣住，左盼右望，摸不着头绪，就一直等到垃圾车音乐响完，很有礼貌的对外面鞠躬，全场爆笑。久石让演出结束后，曾主动向工作人员好奇询问：“那是什么音乐？”并开玩笑回应：“我的反应还不错吧。”将之视为意外插曲，并未放在心上。
久石让音乐会
垃圾车对台湾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五月天乐队也颇以垃圾车为傲，他们2004年写了一首《垃圾车》去争取亚洲大奖，并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台湾的垃圾车会唱歌，听到音乐，我们会准时把垃圾拿出去倒……”
“你若欢喜，我是你的垃圾车，每天，为你唱歌”从此流传大街小巷……
分类政策也不容易。政策实施时，全台北7万多公务员花了两三个月时间，每天轮流上门，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。台北市环保局长说，他在刚刚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，曾多次被市民砸鸡蛋。
台湾垃圾分类及处理流程
但随着政府发动基层精英（如里长和邻长）征询和推介，制定最大限度减少市民不便的方案，以及从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市，全民参与过程让台北市的“垃圾革命”得以启动。
马英九在整理垃圾
马英九也经常随身携带垃圾袋到社区做解释和动员工作，还曾经穿着围裙上电视宣传垃圾分类，甚至在道喜的婚宴上拿出垃圾袋请新人回答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。
垃圾处理也成为台北市民的一部分，“垃圾分类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，我如果上班或者出差，一定会将扔垃圾的因素考虑进去。比如晚上7点收垃圾，那我就不会安排这个时间跟人约会。”台北居民曾这样表示。
回收量增大，垃圾清运量就减少。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是，由于回收和整理的成绩，台北市垃圾量大减，原本每人每天产生1.34公斤垃圾，在回收之后，这一数字下降到0.39公斤。有的垃圾焚化厂甚至出现没垃圾可烧，又挖出之前垃圾焚烧的神案例，垃圾处理设施也逐渐美化。
另一处成为景点的垃圾处理设施，北投焚化厂观景台
而原本预计30年就要填满的山猪窟填埋场，现在由于填埋量剧减，可能几百年才会满，之前的垃圾危机终于解除。
昔日山猪窟填埋场已经成为山水生态公园
很多人说，如果没有马英九，台北的垃圾分类不会成功。实际上，垃圾分类已经是台北市一项既定政策，不过马英九运用个人魅力积极宣导，激发社区基层的参与感，都让垃圾革命来得更为成功。
【系统：让所有人从垃圾分类中获利】
当然只有宣导远远不够。要想做好垃圾分类，还必须建立一个“从垃圾的源头到处理”的透明完整系统。
这样的系统，既能让民众知道垃圾处理的全流程，又能让其他社会主体意识到垃圾分类的利益，推动垃圾分类的习惯在全社会扎根。
台湾小学生参观北投垃圾焚化厂
1997年开始，台湾推动“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”，探索了垃圾处理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。
图片来自吴晓林, & 邓聪慧. (2017). 城市垃圾分类何以成功?——来自台北市的案例研究.
系统中不同角色的作用
进一步明晰了垃圾分类回收的主体责任与运作框架。
其中的关键就是资源回收管理基金，这笔钱从垃圾上游生产塑料瓶、纸箱、玻璃瓶等厂家收取，算是“谁制造谁负责”的一笔收入。2018年，这笔专门的环保基金的收入62亿新台币（13亿人民币），相当可观。
这笔钱主要补贴给回收商，确保垃圾回收处理全程高质量，也用于资源回收的宣传、垃圾分类的核查等等业务，实现了完整的闭环。
同时，回收商也愿意以更高的价格向民众回收废物，鼓励民众参与。这样民众、政府、回收商形成利益共同体，垃圾处理的链条就运转起来。
台湾环境专家林斌龙曾经形容台湾的垃圾分类体系：“不能仅仅依靠政府，还要民间来做，甚至全民去做，让民间和企业有一点赚头才可以。”
市民的赚头在于，垃圾处理费下降了。2000年，台北市面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，市民制造多少垃圾，就得购买多少垃圾袋来装，充分贯彻了“谁污染谁付费”的原则。
随着垃圾袋分类的推行，原本随着用水量征收的垃圾费开始下降，一户人家月均处理费用从大约30元人民币降到了10元，民众可以省下不少钱，积极性自然不低。
台北市专用垃圾袋。对于不使用这种垃圾袋的居民有200-1200元左右的处罚。对于伪造者处罚高至坐牢。
而工厂方面也是如此，比如处理厨余垃圾的企业可以获得每吨650元新台币（约130元人民币）补贴，经济效益可以得到保证。
而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，也可以得到每吨垃圾200新台币（约40元）的补助，以及政府兴建的免费图书馆、健身房、游泳池等等，生态权益得到充分补偿。
比如文章开头提到过的内湖垃圾山，也早就被移除，并兴建了绿地和自行车道，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就这样形成。
昔日内湖垃圾山也成为公园
【结语：垃圾分类并非小事】
我们之前习惯，垃圾分类只是生活中的小事，但从台湾的例子来看，并非如此。
它是罗大佑等人推动的结果，是化解垃圾围城最佳方法，如果没有垃圾分类，台北或者整个台湾恐怕早已经是垃圾场。
它可能需要强大的政治资源和治理设计才能完成。如果不是马英九亲力亲为，如果不是社区充分参与，这一习惯的革命也很难成功。
它也需要强大的经济诱因和利益保障。如果没有垃圾费随袋征收，如果没有回收基金的补贴，有没有持续的积极性也是个问题。
“小事情大文明”，这也正是上海强推垃圾分类的口号，毕竟，作为已经体验8年垃圾分类的“超级市民”，上海人还需要给后面45个大陆城市打个样。
大陆垃圾的命运，就在上海人手里咯。
References：
吴亚明. (2013). 回收做得好 垃圾变黄金——“台湾的环保之路”之一. 台声(11), 46-47.
吴晓林, & 邓聪慧. (2017). 城市垃圾分类何以成功?——来自台北市的案例研究.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(06), 123-132.
朱艳. (2011). “垃圾零废弃”在台湾不是神话——台北环境专家林斌龙讲述台湾垃圾回收史. 环境与生活(8), 68-71.
新华每日电讯：台湾的“垃圾不落地”政策
麦尼哲公共案例库：台北市垃圾不落地政策的实施与推行经验
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上海的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垃圾分两袋，一袋干垃圾，一袋湿垃圾。 深圳都没实行， 垃圾分类说起来日本才是引领者，台湾也是学习日本的。
中国并不是没有提倡，而且是从最高领导人开始推动，问题是，市民素质跟不上，政府本质上画皮不画骨，再加上分类以后的后续环节缺失，怎么去学去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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